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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末清初的杭州书画鉴藏家群体_[#第一枪]

发布时间:2021-06-07 16:45:23 阅读: 来源:消防电热带厂家

明末清初是中国鉴藏史上的特殊时段。明中期以后,嘉靖、隆庆、万历诸帝因国库空虚,竟将书画抵充官员俸禄,致使大部分内府古玩书画逐渐流散在外,极大地充实了私家收藏。至清初时,全国尚未统一,朝廷对书画无暇顾及,达官显贵一旦仕途败落,便落得抄家充军,其家藏被商人和鉴藏家以高价或低价购进,由此出现了私家书画鉴藏的繁盛时期。这种情况在江南地区特别突出,并形成了一定的交易模式、群体和地域特色的艺术品市场。

王蒙 具区林屋图

沈周 庐山高图

陈洪绶 品茶图轴

而杭州作为江南重要的城市,既有发达的经济,又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秀丽的自然风光,艺术品市场自古就显得十分活跃。早在南宋时期,就已出现了以店铺和集市贸易形式的艺术品市场,且得到了皇家的直接赞助。明末清初时的杭州更是和南京、苏州等地,成为江南书画艺术品的交易中心。究其原因,除了杭州本身的特质外,亦和当地众多的鉴藏家在书画市场中的活动是分不开的。

奢华休闲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

明万历时的杭州作为东南一大都会,是民萌繁庶,物产浩穰之地。杭城以经营茶叶、丝绸、盐闻名于世,又是全国丝织、棉布、锡箔等手工业生产的中心之一。杭州发达的交通网络更为经济、旅游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,四方之游士贾客,摩肩接踵。美丽的西湖让全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,每当“二月,作胜会于苏堤。城中括羊角灯、纱灯几万盏,遍挂桃柳树上,下以红毡铺地,湖中遥望堤上万蜡,湖影倍之。箫管笙歌,沉沉昧旦”。为了适应旅游活动的开展,西湖的游船亦颇有特色。其湖上的船舫大小三号:头号置歌筵,储歌童;次载书画;再次侍美人。人们聆听戏曲、品赏字画、诗歌雅集等活动纷纷移至湖上画舫进行。文人墨客在水上尽情畅游。

杭州休闲奢华的气质与鉴藏风尚的流行,汇集了大量的富商巨贾、文人士大夫、画家和名妓等阶层的人。他们彼此邀约往来,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交际网络。他们时常举办各种雅集,并请画家现场作画。有一次这些人在定香桥畔不期而遇,于是在一艘名叫不系园的大画舫中欢聚。张岱如此回忆道:“章侯携缣素为纯卿画古佛,波臣为纯卿写照,杨与民弹三弦子,罗三唱曲,陆九吹箫。”这场聚会的几位参与者都是当时艺坛的名家。其中为纯卿画古佛的章侯,即是极富个性的名家陈洪绶。为纯卿写照的波臣乃久负盛名的写真画家曾鲸。当时的画家们喜欢结交名士,其作品为文人雅士和鉴藏家广泛收藏。从中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鉴藏家和书画家交往的密切,也说明了鉴藏气氛的浓厚。

鉴藏家群体的构成与交往

晚明时期,随着江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,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鉴藏家,如沈周、文征明父子、冯梦祯、李日华、项元汴家族、詹景凤、汪砢玉、王世贞、吴其贞、董其昌等人。他们之间相互联系与交往,共同构成了江南地区的鉴藏家群体。然杭州作为江南的区域中心,鉴藏群体更为活跃,其群体已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,使得购藏者不再局限于上层的达官显宦、富商大贾,而是一般的文人士子、普通百姓、僧人,甚至奴仆也热衷此道。

明末杭州较为典型的文人鉴藏家为冯梦祯。他在书画史上是有名的鉴藏家,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收藏的一张名画——王维的《江山雪霁图》。刚开始可能是为了分享和获得认同,冯梦祯几乎向每个来访的客人展示这张画,冯氏从而在当地声名大噪,引起了董其昌的注意。董便亲自写信欲索观《江山雪霁图》,冯氏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在万历二十三年十月之望,董其昌极为庄重地拜观了王维的《江山雪霁图》,并写下了五百余字的著名长跋,认定此图卷是王维传世的唯一“真迹”,这也是一篇光标中国绘画史的重要文献。当董其昌第二次看到此画时,则是在九年后,董其昌病发疟疾,住在杭州昭庆寺养病。无聊之余,写信给冯梦祯借医书,并提到了《江山雪霁图》。五天之后,冯派人给董氏送去了王维《江山雪霁图》、《瑞应图》和小米山水三幅。董其昌观后又写了一大段题跋,言语中念念不忘此画。

从这段交往来看,王维《江山雪霁图》对董其昌“南北宗论”的提出也不无影响。而董氏对杭州的鉴藏群体亦有很深的渊源。据考证,董其昌一生到杭州达十八次,除了游山玩水,大部分时间是会见杭城鉴藏家,参与书画雅集、品评书画活动,因此董氏对于杭州鉴藏家群体来说是一位关键性人物。尤其对于冯梦祯来说,董的出现成就了他,让他与《江山雪霁图》名著东南,从而引得众多好事者前来邀请、鉴定和索画,忙得不亦乐乎。

除了像冯梦祯这类文人鉴藏家之外,杭州鉴藏家群体还包括徽商,他们已成为了群体中重要的一部分。居住在杭州的徽州富商汪汝谦(字然明)在当地的鉴藏家群体中颇有名望。汪然明的藏品颇有规模,其收藏的书画古玩等艺术品种类多样。汪还将董其昌、黄汝亨等名家的翰墨加以整理摹拓,编订为《朱尊楼帖》。著名的鉴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曾在汪然明家观赏过赵千里《明皇幸蜀图》、《暮江渔父图》和蔡汴《衢山帖》等书画。之后他又于顺治年间,同陶康叔和唐云客在汪然明的家中观赏了高德符《暮江渔父图》和蔡汴《衢山帖》等书画。可见汪氏书画古玩收藏之丰厚。

另有吴廷(又名吴国廷),收藏历代法书名画甚多。万历三十二年(1604)五月,吴廷携《宋米南宫书诸体诗卷》真迹至杭州西湖,与董其昌所藏名迹交换。董氏在换得米书后,在卷中题跋道:“吴太学书画船为之减色!然复自宽曰‘米家书得所归’。太学名廷,尚有右军《官奴帖》真本。”从中可以看出,这些徽商之所以能得到董其昌的青睐,就是因为他们既有丰富的收藏,又有一流的藏品,并以此为纽带,拉近了两者之间的距离。

此外,普通百姓也加入到收藏家行列中。李日华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就提到一位在西湖岳庙前开古董铺的布衣之士项宠叔:“步至六桥。至项老儿店。与之雪藕而食。项老欣然出画卷评赏……项老。款人。初占籍仁和为诸生,以事谢去,隐西湖岳祠侧近。老屋半间,前为列肆,陈瓶盎细碎物,与短松瘦柏、蒲草棘枝堪为盆玩者。”事实上,像这类作为普通百姓而收藏古玩字画的,他们的购藏动机是多种多样的。既有赏鉴爱好的成分在内,但也不能否认他们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。

杭州发达的书画市场,使得官宦阶层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。吴其贞曾在杭城卞公之行馆观看了刘松年《竹楼谈禅图》、李昭道《记戴图》、马远《观泉图》和燕文贵《柳庄观荷图》等,并称卞公为人率真,性好古玩,目力过人,反映出当时官僚参与收藏活动的盛况。

寺庙众多的杭城,其僧人也有相当的收藏。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,记载有居住在杭州的僧人印南,持藏品在万历四十年(1612),经过别人引荐,请李日华鉴定。在此后几天,印南僧拿来更多的书画作品到李日华的居住处,这些藏品均为其祖师(号桐石)购藏。可见这时期的文人和僧人在书画上的交往可谓频繁。

书画的作伪与鉴定、购买

晚明书画作伪现象普遍,技术精湛,为世所共知。书画作伪现象古已有之,唯独在明代愈演愈烈,这与巨富倾力购藏书画作品密切相关。在利润的驱逐下,书画作伪手段越来越高超。在商业发达的扬州、苏州等地,书画作伪已经职业化,并出现了专门以作伪为生的家族。更有甚者,为推销伪作,竟将伪作著录成书,愚弄和欺骗买方,如明末张泰阶所编《宝绘录》中的作品,就无一真品。

这时期的作伪方式主要有割裂分装、添加名款、临摹充真、残缺补全等手段,可谓花样百出。苏州地区的伪作大量流入杭州市场,如李日华《味水轩日记》就有记载一位王丹林从杭州回来,向李日华出示阁帖,都是阊门专诸巷叶氏所造,专诸巷是当时专门制造赝品的基地。既然伪作这么多,就有人专以此而出名。沈德符曾就此揭露了吴希元以重金买得一幅赝品的事,是书画作伪高手朱肖海以假乱真所致。

在书画造假作伪之风盛行的同时,书画鉴定专家也应运而生,因为书画艺术品的流通,古董商贩是脱离不开鉴赏家的。一幅法书名画或一件宝器名物,一经鉴赏家品题,顿时身价百倍。

鉴藏家除了鉴定书画艺术品外,自然也会购买藏品。实际上,他们得到书画途径很多,主要有上门求售、以物相易、求人代购、市场购买等方式。对于上门求售,除了古董商人携带书画亲自上门外,亦有载着书画舫过来的。当然,大多数情况下,鉴藏家们还是去市场上购买。杭州有许多固定的书画交易场所,如昭庆寺就是一个重要的古玩书画交易场所。董其昌也到过昭庆寺,并购得先秦宝鼎,结果爱不释手,干脆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“宝鼎斋”。此外,杭州还有湖心亭,也是专门卖书画古董的场所。其繁华热闹程度并不逊于昭庆寺。

除了像昭庆寺和湖心亭这样大规模的艺术品交易市场外,西湖畔还有不少小型的艺术品店铺。但鉴藏家不一定非要去市场上才能获得自己心仪的书画作品。他们彼此之间还有以物相易、书画代购和友情赠送等方式进行。还有一些鉴赏家让专职书画商人代为收购书画。如吴其贞就曾为居住在灵隐寺附近的姚友眉代购书画作品。

购买书画作品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,那么一般的文人鉴藏家购买书画作品的经济来源,又是从何而来呢?我们仅以冯梦祯为例。除了朝廷的俸禄之外,冯氏收藏有大量的书画,自己也卖画卖文。但这类文人的收入并不稳定,冯梦祯还经常替人写墓志铭,并收取一定的报酬;招收学生也能获取学费。令人意外的是,有时学费之中竟还包括书画作品。当然,收入的途径多种多样,但我们从冯梦祯那里,可以了解晚明文人鉴藏家购买藏品所费金钱的大体来源。

杭州地区经济和旅游活动的繁盛,促使鉴藏风尚的流行,吸引了各个阶层的人们参与到鉴藏群体中来。他们以书画为纽带,彼此邀约品鉴字画,这相当于起到了开放式博物馆的功能,对提高鉴藏家的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。明末清初杭州鉴藏家群体的特质及参与市场的方式和目的,对此后各个朝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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